好的，我会帮你改写这篇文章，保持段落语义不变，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，让内容更丰富，字数变化不大。以下是改写后的版本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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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，陈赓病逝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依然挂念着自己的妻子，特意把傅涯叫到身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心里有两件事很忧虑，第一件是我快要离开人世了，担心以后没人照顾你。第二件是担心你更年期会不好过。”说着，他用手指轻轻比划着：“你的头发，说变白就变白了。”傅涯心里明白，丈夫是惦记她未来的生活，但为了不让她担忧，陈赓尽力逗她开心。陈赓去世后，傅涯一度夜不能寐，常常独自守在寂静的深夜里，怀念着他。

2010年，傅涯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，终于可以与丈夫团聚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她临终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

1938年，年仅20岁的傅涯踏入了延安抗大第四期的校园。她早在读书期间就参加过抗日游行，虽然家人并不支持她的行动，但这并未阻挡她投身革命的决心。后来，她不仅自己前往西安，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奔赴延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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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延安后，为了避免连累家人，她将原名傅慧英改为傅涯。那时，许多人到达延安后都选择改名，以示与过去的切割。年轻时的傅涯曾是一名洋学生，然而谁也难以想象她如何适应延安窑洞的艰苦生活。她从不娇气，饿了就吃，累了就在窑洞里休息。对于那些怀揣理想、满腔热血的青年而言，这些艰苦环境丝毫无法击垮他们的信念。

1940年，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所在地，傅涯首次遇见了陈赓。她当时在抗大总校文工团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文艺骨干，不仅文化素养深厚，还擅长话剧和京剧的表演。

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在抗大总校训练部王部长家中。那天，陈赓去王智涛家中串门，王智涛调侃问他：“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陈赓笑着回答：“不错，现在挺好，有马有枪，还有警卫员，就是缺个老婆！”王智涛于是便起了主意，借着妻子吴静和傅涯是同学的关系，邀请傅涯来家中“借道具”，也正是借此机会，傅涯第一次见到了陈赓。

此后，二人开始多次交谈，长时间坐在一起，陈赓侃侃而谈，分享自己战场上的经历，傅涯被他的真诚和幽默所吸引，心中悄然萌生了爱意。

很快，陈赓展开了追求攻势，只要与傅涯熟识的人，他都会去说好话，努力撮合两人。没过多久，他们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。陈赓坦率地表白：“你有很多自然科学知识，我可向你学习。我这个人朋友很多，男女都有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”当时，傅涯在家乡还有未婚夫，婉拒了陈赓的表白。陈赓对此表示理解。

1943年，得知傅涯与家乡表哥分手后，陈赓马上打电话表达爱意。两人见面时，陈赓递给傅涯自己的日记，求婚时许下了深情承诺。傅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，终于同意结婚。刘伯承将自己的住所腾出一间，供他们新婚之用。

结婚后没多久，两人便投入紧张的工作。傅涯忙于事务，一般一周才回家一次；陈赓常年奔赴战场，夫妻分离频繁。尽管如此，陈赓总会在日记和书信中表达对妻子的思念。

1950年，儿子陈知进出生，体重足足有8斤。那时，部队已越过长江，生活条件渐渐改善，孩子的营养状况也大有提升。相比之下，哥哥出生时环境艰苦，父亲津贴微薄，母亲只能纺线赚点钱补贴家用。为改善妻子的身体，父亲还时常向几位“老大姐”讨食，而当拿回食物时，一听有负伤老同志归来，便将食物让给他们。也因此，哥哥刚出生时非常瘦弱。

尽管生活艰辛，但他们一家却过得幸福美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家中迎来了更多孩子——烈士子女及父母远在外地或海外的孩子们。这些孩子们聚集在一起，周末家中热闹非凡，常有十几位孩子欢笑玩耍。

实际上，傅涯选择陈赓还有一重要原因。当初陈赓坦率地向她袒露了对王根英的深情，这份忠贞的感情深深触动了傅涯。她认为，若一个人在感情上如此忠诚与深沉，那么这个人一定值得托付终身。

那么，究竟是哪种深沉的爱打动了傅涯，让她决定将自己一生交付给陈赓呢？

陈知非，是王根英和陈赓的儿子。虽然母亲早逝，但他对父母的爱情故事非常了解。

1906年，王根英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。因家境贫困，8岁那年便跟着嫂子姐姐进纱厂当童工。那时的纱厂由英国和日本人经营，工人待遇严苛，但王根英依然在工厂度过了艰苦的童年。

1923年，上海党组织迅速发展，沪东区建立了党支部。王根英渴望学习，报名参加工人夜校，很快成为上海工运的骨干。1924年，纱厂成立首个共青团支部，王根英当选书记，肩负领导工人斗争的重任。

她组织的第一次全厂大罢工，参与人数达六七千人，取得了胜利。1925年，她被推为怡和纱厂工会主席，并加入共产党。

五卅运动爆发后，她带领7500多名工人参与全国罢工示威，面对帝国主义的骑兵镇压，王根英毫不畏惧，始终站在最前线。

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，上海成立特别临时政府，王根英当选市政府委员。在筹备武装起义期间，她遇见了陈赓。那时，两人都是工人夜校的学生和老师，年纪尚轻，未曾表达心意。

1927年，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陈赓向王根英表白，写下第一封情书。性格内敛的王根英觉得这方式难堪，竟将情书贴在黑板上。陈赓写了第二封、第三封情书，终于用坚毅感动了她，两人的心灵紧紧相拥。

大会结束后，两人在武汉结婚，过上幸福生活。虽然新婚不久便分离，陈赓随周恩来赴江西筹划南昌起义，夫妻仍共同肩负革命重任。

1931年，陈赓带家人回上海后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，王根英则留在沪东区工作。夫妻二人聚少离多。

1933年12月，王根英遭叛徒出卖，被捕入狱，判处八年。1937年8月，周恩来等人营救她们出狱，随后送她去西安与陈赓团聚。重逢让两人激动不已，王根英的遭遇更让陈赓钦佩。休整几日后，王根英奔赴延安学习，陈赓东渡黄河，夫妻再次分开。

抗战相持阶段，王根英任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。1939年3月，财经学校随部队转移至太行山区。3月8日，敌军攻入冀南军区，王根英随警卫部队突围，却发现忘带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，回村取时不幸遇敌，壮烈牺牲，鲜血染红了土地。

陈赓获悉噩耗，悲痛欲绝，大声号召士兵背诵抗日誓词。日记中，他写下：“三·八，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，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。”此后一个多月，他未曾更新日记。

王根英牺牲后，陈赓为她守孝三年，之后才开始考虑再婚。

陈赓对王根英的深情，也深深感动了傅涯。陈赓从不避讳谈及与王根英的感情，傅涯因此更加信任他，决定将终身托付给他。

王根英去世后，留下一个儿子陈知非，由外婆抚养。1946年，陈赓派人从上海接回儿子，带入解放区。那夜，他让儿子睡在自己身边，感到无比安心。

虽然有了傅涯，陈赓依旧挂念王根英的母亲，嘱托傅涯待她如母亲一般。傅涯也视陈知非如己出，与其他孩子一视同仁。

1960年，陈知非的女儿出生，陈赓为孙女取名陈怀申。每次到上海，夫妻俩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望外婆，陈赓亲切地喊她“妈妈”，握着她的手，细心询问生活难处。孩子们围在外婆身边，学着说上海话，场面温馨。

解放后，陈赓送给王根英的母亲棉被和毛皮大衣，老人家逢人便说：“陈赓真是好人，常常惦记着我，照顾我。”

陈赓也关心王根英的妹妹王璇梅，送她去北方大学深造，之后介绍给陈锡联，促成婚姻。两家成了亲密战友，来往频繁。

曾在上海短暂居住时，傅涯外出工作，陈赓在丁香花园养病，粟裕亦住附近。一天，临走前陈赓请求：“今晚能早点回来吗？快到我生日了，给我做擀雪里红肉丝面吧。”这句罕见的生日请求，让傅涯泪光闪动。她装作欢喜：“我一定早点回来，做你最爱的面。”

尽管陈赓病重，傅涯未觉察生命的倒计时。1957年和1959年，他先后两次心肌梗塞，痊愈后仍坚守岗位。医生禁他食肥肉，傅涯常劝阻，陈赓则像孩子般喊：“傅涯最坏了，不让我吃大肥肉。”

到了上海，傅涯不再阻拦，尽量满足他的愿望。陈赓察觉病情，开玩笑说：“我担心死后你受不了，头发会唰地全白。”他还摸了摸自己白发：“家里重担落你肩上，更年期不好过。万一我走了，你得多讲讲我的过去。”随后叮嘱傅涯帮他出版日记，傅涯一一答应。

人生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傅涯从未想过，别离竟如此迅速。

1961年3月16日，陈赓因病辞世，享年58岁。傅涯病倒一场，治疗后身体好转，便开始完成丈夫遗愿，整理编辑《陈赓大将》，并为王根英写下《报国何计女儿身》。她还坚持每月给王根英母亲寄生活费，直至老人去世。

2011年1月4日，傅涯也离开人世。临终时，她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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